王定六到了荆湖北路的鄂州就不走了，他跟不就不用冒充大宋官员，因为他身上就带着宋徽宗的大印和枢密院的印信。到了鄂州他就给鄂州知府下了一道圣旨，说自己是太上皇派来鄂州筹措粮草的钦差，让鄂州兵马帮助自己办事。
宋徽宗一到镇江府后就向江南各州府派出钦差，无非是调兵、调粮、调饷，刚刚安生了几年江南州府，又一次民怨沸腾起来。
鄂州知府见到这个圣旨并没有怀疑王定六的身份，只是跟他说，鄂州的厢军前几日都被调往了江陵府了，鄂州这里无兵。如果是征粮，自己也只能尽力协助，毕竟这里的粮食被华夏军的商队买得差不多了，百姓家也没有余粮了。
王定六当然知道荆湖北路的很多厢军都调往了江陵，当时宋徽宗是准备在江陵府直接将韩世忠的兵权解除的。王定六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喜，他本想通过调令将厢军安排到别处，然后让韩世忠的江宁水水驻扎在这里一部分，因为鄂州是北上襄州的水路要道。华夏军在镇江府抢夺的10万石粮食，都要在此转运到襄州，然后再沿着陆路进入陕西。
王定六听说这里的厢军已经被征调一空，就带着锦衣卫征用了厢军的营房。几日后，华夏军的商队就将粮食、财物都运到了鄂州。鄂州知府见王定六征粮不但没有从本地征收，反而不知从何处运来了大量的粮食，只是奇怪，但是也不敢询问。
又过了一些时日，吴麟、韩世忠、朱五等人带着船队浩浩荡荡来到了鄂州。几人商议一番，先让韩世忠留下2000水师进驻鄂州，充当这里的厢军。朱五暂时守在这里，反正有太上皇的印信，直接给朱五安了一个兵马都监的身份。朱五主要的任务就是转运这里的粮食，如果朝廷追查下来，就说是太上皇任命的，朝廷也不会追究。原来的鄂州兵马都监还带着队伍在江陵附近驻扎，王定六等人一张文书将这个都监以及手下的厢军调往了秦州，秦州那里是华夏军的地盘，到了那里一切就由华夏军说了算了。
因为在囚禁宋徽宗期间北上东京期间，吴麟等人为了行事方便，让太上皇下发了很多文书给沿途个州县，索要给养。那时候印信已经让王定六带走了，因此很多文书都是宋徽宗签字甚至亲自撰写的。宋徽宗的瘦金体天下闻名，就是没有印信，各地地方官员看到圣旨也不敢违逆，因此纷纷送上供奉。在此期间宋徽宗自己都不知道写了多少圣旨，所以朱五的行兵马都监之事，未来也无法追究。
吴麟、韩世忠则逆流而上直奔江陵，王定六将枢密院的印信交割吴麟。调动江陵附近的厢军有枢密院的印信就够了。宋徽宗的印信王定六拿着，他觉得也许到了襄州还有用处，另外就是最终没有用上，宋徽宗的印信也应该交给种师道。
王定六则带着船队北上直奔襄州而来。王定六到了襄州还是一样的说辞，只说是为太上皇筹粮的钦差，当地的知府也不敢过于干涉。
这一年多来，西军商队将从江南采购的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往陕西，同时西军生产的各种物资也从襄州运往江南，这里的西军商队的势力非常大，而且这种货物的运输也带来的当地府繁荣。有时候当地衙门办不了的事情，都是商队的衙行出面办理。
时迁到了襄州后，将货物一分为二，一部分沿着汉水继续北上，将物资直接运入永兴军路（种师道已经改名为陕西行省了），但是襄州往北水流渐渐湍急，河道也变窄了，逆水行舟运货量并不大。更多的货物则是要走旱路，直接运入陕西商洛州。但是陆路运输要跋山涉水也是辛苦。
王定六深知这批粮食对华夏军的意义，因此亲自坐镇在襄州，调动一切资源积极运粮。就在时迁忙的不亦乐乎的时候，江南有驶来了一支船队，这正是2年前远赴扶桑国的王三回来了。
王三带领数十条船只，这些船只装满了从扶桑国带来的货物。其中最值钱就是白银足足30万两的银锭，其他的货物主要是日本倭奴3000人，还有一部分粮食。要是寻常时节王三带来的这些货物，足可以让人欣喜异常，但是现如今王定六却是欢喜不起来。
因为现在华夏军不缺的是金银，这次西征所获颇多，虽然购买粮食耗费不少，但是随着商品不断流转，再加上军票（新版军票成为华夏币，只是市面上习惯称之为西军军票）支撑，华夏军的金银铜钱库存在逐渐增加。
华夏军开设了很多农场，一度非常缺人，但是河东百万难民的到来，已经让负责难民安置的张叔夜焦头烂额了。这次又送来3000倭奴，这些人安排在哪里呢。
王三带来的粮食是最让王定六高兴的，可是清点一下也只是有几千石而已，这下粮食最最多也就够这些倭奴消耗的秋收之后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王三这次回来还是非常机动人心。毕竟西军的一部分子弟现在都去了扶桑国避难去了，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家孩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