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战士们转业，换了新单位，新地方，新工作，都想给家里报个到，报个喜。各油田调来的职工家属，初来乍到，还有许多不习惯，不适应，有着浓浓的乡愁，思乡心切，回家看望老人小孩，亲戚朋友，或者春节回家结婚。
刘光辉听着赵红霞唱《喀秋莎》的歌声，说道：“王指导员，红霞歌唱的不错啊，可我听出来了，她是为你唱的。”
王文汉挠挠头说道：“她就喜欢唱歌，兴趣来了就唱，咋能是为我唱的啊？”
刘光辉说道：“我们都看得出来，红霞喜欢上你了，这歌声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思念，渴望，浴火，如果不是唱给你，也不会有这样效果。”
说到这儿，王文汉突然想到，队部已收到11个人春节期间回家的结婚申请，除了芦地质和蒋晓钰的没有被组织批准，其他人的都同意了，包括王文汉本人也向上级提了申请，也同意了。
芦地质的结婚申请未被批准，而且组织上还要求王文汉进一步了解他的家庭历史问题，并做好不准结婚的思想政治工作。
王文汉找芦地质说事。他知道队友们住的都是集体宿舍，在里面说话不方便，而且还影响其他人休息。
“芦技术员，你跟我来一下。”
芦地质有些不自然的看了王指导员一眼。他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依他的出身，一惯夹着尾巴做人，不生事，不惹事，也不期望有好事会落到他头上。他心里一揣摩就知道，王指导员找他，肯定不是和他闲聊，一定有事，而且不是好事情。“那好，我回去加件衣服。”芦地质转身回宿舍了。俩人穿着军大衣，戴着棉帽子，向外走去，在向南的生产队饲养场南墙根下，有几个老头背靠饲料麦草正在晒太阳，谝闲传，抽旱烟。
王文汉和芦地质走了过去，王文汉从上衣兜里掏出了一盒“友谊”烟，烟盒是土黄色的，这与他们的衣着和生存环境土黄色是相配的，给晒太阳的五个老汉每人递了一支，那几个人接过烟来，受宠若惊，有的拿在手里仔细端详，有的用鼻子嗅着，还有的人舍不得抽，夹在耳朵上。一支烟就拉近了人的距离，老汉们热情地招呼着让坐，一个人从屁股底下抽出自己坐的皮筒子给王文汉让坐，王文汉说:“谢谢！不用了，我们俩坐旁边聊聊天。“那老汉坚决地把皮筒子铺到另一边说:“你们城里人比不得我们乡下人，我们这是受苦的命，在这瘩里习惯了，你们的身子骨娇贵，没受惯这苦，这风，这寒气，铺上好啊！“王文汉也不好拂了乡亲们的好意，只好坐了上去，芦地质侧身也坐了。王文汉自己又衔了一根烟，递给芦地质一根，芦地质摆摆手说:“王指导员，我不会抽烟。“
王文汉也没有客套，直接开门见山，严肃而又疑惑地问说:“你的结婚申请，按程序递给组织部门，没有批准，原因是你哥的历史问题没有查清楚，政审过不了。“
“噢，我结婚与我哥有啥关系呀！“芦地质声音小的像蚊子叫，这个问题在近几年，如影随形，始终困扰着他，上学，分配工作，上岗，等等，无休无止的调查，没完没了的填表，他已回答了无数次。今天，王指导员问他，又影响到他的结婚，他愕然而又无奈。
王文汉也听别人传闻，说芦地质父亲是西安一家纺织厂的资本家，早年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投资办厂，给三个儿子起名芦科学，芦地质，芦实业，老大到美国留学。公私合营后，工厂归了国家，他爸也受到冲击，被打倒，芦科学出国后，没有回来，杳无音讯。
王文汉同情芦地质，因而关切地问“不要担惊受怕，我只是关心你问问“
芦地质心里如五味瓶打翻，酸甜苦辣咸一起涌了上来。酸的是结婚申请没有被批准，心里凉了半截，他与蒋晓钰海誓山盟的约定，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又要落空了。甜的是总有些好人同情他、理解他、关照他，就像王指导员这样，使他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苦的是他这几年来的经历，不堪回首，一想起来，泛起一阵难言的苦楚，鼻腔内好像有许多钢针在不停地刺着，眼眶里竟也阵阵发酸，辣的是生活和工作的悲怆。
是呀!“资本家的狗崽子”“敌特分子”，这是多么卑贱的称呼，如印度教的“首陀罗”，如元代社会的“南人”，你是下等人，是被征服者，是一个被打倒但未被消灭的贱民，你只有从生到死背着这沉重的十字。尽管人们也曾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可事实上你是无法选择的，你谨小慎微地生活，整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不敢拿正眼看你周围那些高贵的人。
芦地质陷入深深的回忆。
他的老家在上海，家世显赫，爷爷在清朝未年，沾了洋务运动的光，在上海办了纺织厂，到了民国时代，军阀割据，流氓大享横行于世，社会动荡不安，他爷爷弥留之际，嘱托儿子将厂子搬到西安，一定要秉承家族企业，传承下去，荣宗耀祖，报效国家，厚泽子孙。四十年代，芦地质的父母亲举家和厂子搬到西安东郊，成立了“西安光华纺织厂“，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效益良好，全家过着锦衣玉食的富贵人的生活。芦地质的父亲是一位爱国资本家，生了三个儿子，父别起名芦科技、芦地质、芦实业，寓意通过科技和地矿及实业发展。芦地质出生于1947年，他曾经有过一段富足而又让人羡慕的童年，住着小洋楼，家里有几个佣人，他作为二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人伺候着，宠着，在富贵中长大，他的孩提时代是在快乐度过的。
1949年解放那一年，他哥哥芦科技随着大伯去了香港。
公私合营时，他家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资本家，家里也没有了管家和佣人，可富足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哥哥芦科技已到香港亲戚家，芦地质上了小学。那段天真无邪的岁月也是值得留恋的。
初中时，他和蒋晓钰是学校文艺队宣传员，俩人都被一家省级文艺团体相中去做儿童小演员，花开的日子总是美好的，充满喜悦，使人向往。他从高高的山峰上，一棒子被打下谷底，让他的人生进入了黑暗而寒冷的冬天。心情失落的他，经常偷着哭泣。
岁月在无声地溜走，终于，采野花、数星星的日子纷纷飘散在发黄的日历上，离他远去，那份快乐也将永远被锁在记忆的门槛里。
随后，父亲被抓走，芦地质的母亲也被单位扫地出门了，家里因此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母亲大病一场卧床不起，支撑家庭的这副重担从此便落到了未及成年的芦地质和弟弟芦实业稚嫩瘦弱的肩头上。
他初二时，和弟弟除了到学校上课外，每天放学回家和周未，都要到外边捡破烂，卖到废品收购站，或者到纺织厂锅炉房旁边，蹲在炉灰堆里用铁钩子刨煤渣，把这些还可以再烧的煤渣儿捡回家生火做饭。积攒一分一分的硬币是他们生活的希望。夏秋是最有收获的季节，纺织厂在东郊，比邻乡村，他们可以到农民刚收获完的麦地里，捡遗漏的麦穗，回家用手搓出麦粒充饥，收完的菜地里，也有遗失的烂菜叶子，从那里翻捡一些新鲜嫩一点儿的带回家做菜。一天周未，他领着弟弟芦实业到纺织厂外的垃圾堆捡工业废料，翻寻了一下午，捡了一包废线头烂手套，可以拿到农民那儿换粮食和菜，正当芦地质背着自己一个下午的劳动所得，和弟弟进厂区回家时，李解放尾随其后，突然从后边跳出来，大喊一声:“抓偷料贼。“芦地质一回头，看见是他的同班同学李解放，这个人的爸爸是纺织厂的工人，李解放总是摆出高人一等盛气凌人的架势，在学校经常欺侮他，芦地质赶紧低下头，不想与他纠缠，要急急走开。李解放一边大声喊着抓贼，一边上前抓住了他的背包。他辩解着:“我在外边垃圾堆捡的……“不一会，围上来一些工人看热闹，此时的芦地质脸上羞的发红，嘴唇哆嗦，急的说不出话来，他用沾满粉尘和油渍的脏手，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这时，蒋晓钰的父亲过来了，他很同情他们家的遭遇，问明了情况，看着一包废料，气得质问李解放:“你这孩子，年纪小小的，怎么能平白无故的冤枉人，欺侮人呢！“说着掏出手帕替他擦干眼泪，从地上捡起废料塞进包里，送他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