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章 英国人失去自信力了么?

这些人的理论,给郭康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也让他受到了很大启发——比如,宣传和解释,其实也没必要做的太细。

这些“理论”,能自圆其说就行。重点不是它的证据是否充分,逻辑论证合不合理,而是它能不能起到提高社会效率、推动国家发展的作用。

毕竟,这些事实都证明,无论是启蒙运动时代的欧洲,还是20世纪的中国,采用的“指导理论”里都充满了大量暴论。但这也没有妨碍他们迅速发展,最后实现反超。

一个例子,可以说是某个文明的特例。但两个位置曾经完全相反、互相鼓吹过的文明都是这样,应该就足以证明很多问题了。

这些启蒙时代哲学家,确实对东方有一些概念,也进行过了解。起码他们真的知道科举制和官僚制度的优势,也明白中国的历史很长久,甚至连“雍正比其他国君们都勤劳”这种细节判断,也不能说错……但他们了解的中国依然是十分片面的,做出的判断,和推断的结论,也往往和事实偏差甚大。

说到底,中国只是一种论据。欧洲思想们,在批判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却还是用柏拉图的思维,称赞中国才是理想国。他们哪怕鼓吹孔子的时候,也始终没能摆脱学自希腊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称赞的中国,说到底只是按欧洲传统哲学和价值观,虚构出来的一个符合欧洲理想的完美国家而已。

同理,中国的思想家们,在批判孔子的时候,也同样是儒生的思维,称赞欧洲才是有道德、又高效的文明世界。他们哪怕鼓吹古希腊哲学家的时候,也始终没能摆脱中国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称赞的欧洲,说到底只是按中国传统哲学和价值观,虚构出来的一个符合中国理想的完美国家而已。

汉字真的有郭康说的这么简单么?当然不是。想用好这套工具,难度还是不小的。但他的目标本来就不是证明汉字简单,而是告知对方,自己正在进行推广汉字这一政策,并且有足够信心成功。这样,才能一方面说明自己和中原文明接近,一方面借用中原经验,论证罗马会越来越稳固。

反正,现在欧洲人正好也处于吹捧中国的时代,马可波罗带来的热潮至今仍未消失。按经验,这份热情甚至能持续到19世纪,既然如此,不用也就白不用了。

甚至,连向欧洲其他国家证明,引入汉语很合理的依据,他都准备好了。这也同样不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而是直接抄当年英国人的思路。

在19世纪之前,英语的处境十分尴尬。有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例子:马嘎尔尼访问清朝的时候,没有和乾隆达成任何有效成果,就离开了。而这次外交失败,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清朝太傲慢,或者英国人太顽固,而就是最简单的——听不懂。

听不懂的原因,也不是清朝闭目塞听,不了解欧洲人的语言。实际上,哪怕和罗马教会闹翻之后,朝廷里也有大批外国传教士活动,还有专门的翻译机构,拥有相对专业的法语、拉丁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俄语甚至是普鲁士语的翻译。

——但就是没有英语。

乾隆年间,四译馆受命编订《华夷译语》,作为官方标准的外语词典。里面包括《弗喇安西雅语》、《拉氐诺语》、《额哷马尼雅语》、《伊达礼雅语》和《播哷都噶礼雅语》。此外还有一本《(口英)咭唎国译语》,但内容错误很多,标题、格式、署名也和其他几本不同,怀疑是后来临时增补,不是同一批正式译书。

这其实都不用看内容。古代朝廷在音译名字的时候,用字褒贬是颇有讲究的。对比下“伊达礼雅”和“(口英)咭唎国”这名字,以及那一串“雅语”和这个例外,就知道当时人们的态度了。

不仅清朝人,为清廷服务的欧洲传教士也不懂英语。这也是没办法,因为那年头欧陆的正经文化人,谁学这东西……倒是有个法国人声称自己可以帮忙,寻找翻译,但马嘎尔尼等人又不敢信他,导致事情告吹。

整个使团里,团长马嘎尔尼是个老贵族,懂拉丁语,能和乾隆进行交流。但其他人基本上就是鸡同鸭讲。不仅如此,天主教传教士还在清朝形成了团体,拉帮结派,故意排挤他们。

罗马教会任命的BJ主教汤士选、神父索德超等人,有机会就给英国人找麻烦。据荷兰使者范·勃朗说,在检查英国人带来的天文仪器时,汤士选等人发现多个器件已经磨损,有些零件上的铭文还是德语。很明显,这“国礼”就是个拼凑起来的二手东西,因此让清政府颇为气愤,成了他们给使团最后定性的主要证据。

这种语言在当时的处境,也就可见一斑。

可能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语言都没信心,英格兰学者们比法国人还激进。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专门开了研讨会,由创始人之一的威尔金斯主持,讨论能否直接使用汉字作为欧洲的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或者至少,设计出像汉字那样,但比较简单的“表意文字符号”以此改造既有的英文,而使它变得具有汉语式的“表意内涵”。

——郭康之前解释的,将汉字作为词汇代号引入希腊语,就是直接采用的这种思路。皇家学会对此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而且真的进行了论证和尝试,比后世要求汉字拉丁化,甚至拿着外国赞助进行拉丁化研究的人,做的都认真多了。所以,他们的成果,也完全可以直接拿来参考。

同样,他也可以拿出足够的理论,号召其他欧洲人也跟着学,因为这本来就是欧洲人17世纪的研究热潮。牛顿等人就在从事“通用语言”的研究,因为他们认为拉丁语已经不够用了,因此需要一种更加精确、简洁的语言,最好具有更高的普遍性和抽象性,才能方便自然哲学的研究。

对宗教十分痴迷的牛顿,就把这种理想称为“先知语言”,投入了很多精力。显然,欧洲人就吃这套话术。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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