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以为“康乾盛世”是后人评价，后来发现是自我评价。
曾经以为满清不管怎么样也为中国开疆拓土了1300万疆土，起码这方面比别的王朝强，后来发现其实清朝疆土是按近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跟列强条约画地图算的，只要条约上有，藩属、和亲、羁縻、朝贡、无人区、地图迷雾都可以进图，而以前的王朝碰不到列强，签不上条约，所以只敢把实控区域画进图，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实控区域还不一定都能画进地图。
原来是标准不同。
曾经以为大清是一直都有1300万，后来发现即便按近代标准也是1820年才有1300万，总共就维持了二十几年。
原来是取极值MAX。
曾经以为大清1300万虽然只有二十几年地图，但里面多少也应该有些掌控的，结果发现外东北外西北早就被沙俄渗透实控，别人即驻军又收税，大清啥都没有。
原来还就是个地图。
曾经以为只有沙俄这种大国才敢跟大清这么干，结果发现其实尼泊尔，阿富汗，哈萨克汗国，浩罕国，乌兹别克都敢这么干，大西北大高原人家都随便进进出出。
原来是七彩地图。
曾经以为这种事一定是鸦片战争以后，后来发现这事其实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前。
曾经以为发生这种事一定是因为大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得松，后来发现大清是跟人白纸黑字签的条约（浩罕协定，西＊尼泊尔条约）.
曾经以为条约是类似尼布楚条约这种“让步”条约，后来发现条约里面还有大清的传统节目——赔款。
曾经以为这种事应该是耻辱，后来发现大清把这些浩瀚国阿富汗什么的单方面当成自己的“属国”，这样就没事了。
原来是“被儿子打了”，善哉善哉。
英国发动三次英阿战争也没打下的阿富汗，大清动动笔就成了属国，格局太大了。
曾经以为大清向“属国”割地赔款，已属千古奇闻，但这起码说明大清有钱，就听信一些人说的大清经济如何发达.如何善于理财，然后一查道光年财政收入就有四千万两，晚清有七千万两，明代最高才三千多万两，还真是比前朝多。
后来发现终清一朝也没有造任何大工程，没有大奇观也没有小奇观，甚至连紫禁城都修不还原，就感觉很可疑。
曾经以为大清不造大工程是因为会省钱，后来发现它其实败家更会。
比如乾隆年打大小金川土司共耗费白银达七千万两。
而相比之下万历年平杨应龙播州土司才耗费二百万两。
清代大小金川和明代的播州都是四川土司，两场战争都耗费了全国精锐部队和数年时间，播州海拔虽不如金川，但地形一样复杂险峻，而且播州的面积、人口和总兵力都远超前者。
但显然清代金川土司等于35个明代播州土司，而35个播州相当于半个中国面积和上百万军队，可以和大清划江而治了。
又比如嘉庆年平川陕白莲起义，耗费白银达两亿两
相比之下，万历年打日本丰臣秀吉才花了700万两。
川陕白莲起义军由破产农民、伐木工人、无业游民等组成，总数据清廷声称约十几万人，主要活动区域就是今天贫困县扎堆的鄂豫川陕交界处，全军没有热兵器，也没有攻占过一座大城市。
但显然川陕白莲的等于30个丰臣秀吉。
30个丰臣秀吉相当于在17世纪拥有900万军队，1800万平方公里实控面积和超过10亿人口——这比当时整个地球的文明世界加起来都大。
当然更厉害的是我们大清的和珅和大人，和大人一个人就可以打150个丰臣秀吉、4500万大军，踏平三体绰绰有余。
明代郑和的奇观舰队耗费约600万两，和大人一个人就可以养两百个郑和舰队。
——原来是白银贬值。
白银等贵金属虽然不像金圆券那样能印得飞起，但人类也在不断开采，在几百年的时间尺度上一样会出现通胀和贬值——就是一个普通的经济现象。
曾经以为大清人口增长是个功绩，后来发现人类自有文明以来人口就一直在增长，只有大清把这当成功绩。
曾经以为清朝至少人口达到了世界第一，也算是有个第一了，后来发现其实历朝历代都是人口第一，而到了清代反而是世界第二，人口第一其实是大英。
曾经以为清朝不管人口是不是第一，总人口在增加，经济总量应该还是在向前。
后来发现整个清代生铁产量最高为嘉庆年间的4000万斤，而前朝的最高产量是嘉靖年7500万斤。（数据来源：《中国矿物志》，国务院自然资源部地质调查局）
不到300年前的六成。
生铁产量代表了农具和手工业工具的产量，反映了农业和手工业总体水平，对经济的意义相当于今天的发电量。
所以这证明清朝的经济其实是在衰退。
考虑到三百年来人口增长了两倍，这证明是大幅度的衰退。
曾经以为清朝只是在经济上衰退，后来发现还出现了人耕替代牛耕，轿子替代驴马，扁担替代车轮等现象，一路往玛雅人、阿兹特科人社会演化。
曾经以为“康乾盛世”虽然七彩地图、生产倒退，民不聊生，贪污腐败，荒淫暴虐，但起码守住了“没有爆发大规模内乱”这条最最最后的底线，后来想起来其实三藩之乱发生在康熙年，而且就是康熙自己挑起来的，而川陕白莲其实就爆发在乾隆的治下，只不过他用的是太上皇的身份在执政，所以也不算。
原来是这么个“盛世”。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终结了蒙古帝国。
后来发现只是终结了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一块巴掌大的地方。
林丹汗当然也是蒙古帝国，就像蜀汉也是汉，南唐也是唐一样。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不管怎样征服了蒙古。
后来发现除了林丹汗打了一下以外其他都是主动投奔的，基本就没打仗。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起码征服了蒙古，这一点比前朝强。
后来蒙古高原人口是变化的，前朝初期有上千万，清代初期已不足百万。
原来是气候变迁。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消灭了强大的准格尔帝国。
后来发现准格尔“帝国”其实是个全世界人民都没听过的十八线“帝国”。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后来发现清军比准格儿部的总人口还多几倍——清军上百万，而准格儿军从来不超过三万。相比之下，准格尔的前身瓦剌攻打北京还出动了十五万人。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后来发现跟准格尔部打了一百多年。
曾经以为这是特例，后来发现大清反明也用了67年（1616年反明，1683年灭明郑），只算大陆也用了65年（1681年陷昆明)，而算上之前的1583年建奴起兵则是整整一百年。
原来一直都这样。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用67年统一天下，仅次于蒙元的73年，历朝历代排名第二，后来发现其实蒙元不是一场连续的战争，中间有多次和议，只有大清是结结实实的一整场。
原来大清其实排第一。
曾经以为这67年是大清铁骑天下无敌，后来发现前28年都在辽宁打转转，打了28年才从抚顺打到葫芦岛，还没出省。
曾经以为后39年应该天下无敌，后来发现后38年都是以全国之力对抗西南一隅以大欺小。
不必杠，实际战线在此
原来“无敌”的就是中间入关的那一年。
曾经以为那一年总是高光时刻，想必是蒙古西征、秦扫六合、上帝之鞭、投鞭断流。
后来发现那一年其实是披麻戴孝、哭天喊地、演顺治哭崇祯、赌咒发誓要替君父报仇入的关。
原来无敌的是演技。
曾经以为那一年虽然大清铁骑演技无敌，口误，天下无敌，但那一年就占领了整个北方，速度远超历朝历代，以为是古典闪电战。
后来发现其实是北方前明精英主动投奔的——他们真以为大孝子是来替崇祯报仇的。
曾经以为这些投清的前明精英是无耻的秦桧，后来发现其实是些上了贼船下不来的套牢散户。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后来发现打仗都是前明降军打头阵。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暴打明军，后来发现那一年大清铁骑也自称明军。
曾经以为满清那一年是靠弓马骑射，后来发现是靠给君父报仇——这个封建社会最大的政治正确和道德制高点——到处拉人头，忽悠明朝残存的国家机器为自己工作，等他们发现上当，头已经给你剃了，想出来也难了。
原来是个传销组织。
曾经以为满清入关是永嘉靖康，后来发现其实是陈桥高平陵。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后来发现原来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天下无敌，后来发现了祖鲁人。
曾经以为“大清和祖鲁”的故事是在玩梗，后来听了一些人的辩解之后，发现还真的不如祖鲁。
曾经听说清军不如祖鲁是因为清军战场靠海，英军容易补给，后来发现祖鲁其实也靠海。
不仅靠海，人祖鲁直接挨着英国南非殖民地，英军补给比在大清容易多了。
曾经以为清军不如祖鲁是因为清军＋弓马骑射不如祖鲁人，后来以为是清军＋抬枪土炮不如祖鲁人，后来以为是清军＋火帽枪不如祖鲁人，后来发现庚子年的清军已经是直拉枪＋榴弹炮＋马克心机枪，照旧还是不如祖鲁人。
估计得加水滴。
曾经以为大清铁骑只是不如祖鲁人，结果后来又发现了毛利人。
曾经以为只是不如祖鲁人和毛利人，后来又发现了苏丹人……
后来又发现了渥太华人……
后来又发现了马拉塔人……
后来又发现了锡克人、孟加拉人、普什图人、俾路支人、旁遮普人、易洛魁人、苏族人、万帕诺亚人、柏柏尔人、摩洛哥人、缅甸人、夏延人、阿曼人、阿姆哈拉人、阿布纳基人、普维布洛人、纳拉甘西特人、肖肖尼人、克里克人、阿帕奇人……
哪个战绩都吊打大清。
原来是天下无不敌。
曾经以为大清是皇权巅峰，后来想起来大清是被权臣袁世凯篡亡。
曾经以为大清是皇权巅峰，后来发现了道光的小吃。
曾经以为大清是皇权巅峰，后来发现大清出现了四次幼帝登基、三次权臣当朝、三次垂帘听政、五个皇帝英年早亡、湘军淮军马家军藩镇割据、丞相带头搞东南互保、各种有令不行政令不出宫门。
曾经以为大清是皇权巅峰，后来想起来秦始皇，那才是真巅峰。
秦始皇是想干啥就干啥，清帝是我干不了的是因为我不想干
秦始皇是想干啥就能干成，清帝是想干啥都假装干成了。
大秦是让全社会都为秦始皇的意志运转，大清是全社会都假装为清帝运转，清帝也假装全社会在为自己运转。
原来是剧本杀。
曾经以为是随便一写，后来发现还有很多很多……
曾经以为明朝被大清灭了说明大清比明朝强，后来想起来秦朝其实是被“大楚”灭的、西晋是被“汉赵”灭的、唐朝是被“大梁”灭的，而隋朝是被“大许”灭的。
曾经以为清代妇女地位高，后来发现清代官军强暴妇女数量最多，凌迟处死的妇女数量最多，贞洁牌坊最多。
曾经以为清黑都是“惶汗”，后来发现都是乐子人……
曾经以为英语里侮辱亚裔的Chingchong一词原本就是清朝的意思，后来发现这个不是误解！还真的就是这样！
原来已经成了脏话。
对比当时的整个世界来说，清王朝不算弱，毕竟最弱的已经被人用经纬度分而食之了，加上清王朝已经处于王朝末期，腐化崩坏，不能调动庞大帝国正常运转，自然能够使用的资源很小，无力抵御科技更先进的欧陆列强。
而欧陆列强之所以没有直接消灭清王朝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体量太庞大，太复杂，加上列强自身的矛盾，需要清王朝这个僵尸代替它们继续统治
英国的旧贵族在十五世纪的玫瑰战争中自相残杀殆尽，到都铎王朝五百万人口剩百多家贵族，亨利八世祖孙三代搞国教改革，劫收教会财产，搞中央集权，提拔了不少乡绅充做贵族，它们本来没有领地，是原始的农业资本家，热衷于经营敛财，对外扩张，后来革命和复辟又培养出一批暴发户，这些贵族本质上是有极大封建残余的资本家，类似王思聪父子，用一股子封建陈词滥调掩饰满身铜臭味，喜欢些刻板到无聊的臭规矩掩饰自己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残民以逞和弑君的本性
这伙人现代很受一身公主病的各国精神小资贵人迷的追捧，比如《唐顿庄园》什么的。
其实这些蛀虫腐朽堕落不亚于任何国家的土财主，英国有个超级畅销家肯.福莱特，写的书累计销售过一亿本，此人秉持小资社民党立场，仇视革命，但是也蔑视血统贵族，在它的书里从古至今的英国贵族纷纷底裤脱落，原形毕露，百媚横生，被不妨参看一下
所有描写英国贵族的文艺作品都有一个已婚老爷搞女仆的情节，连唐顿庄园也不例外，无非美化一下，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在英国近代是很普遍的，大名鼎鼎的卓别林，他爹就是这种偷情的私生子
法国贵族在人口比例中比英国的多，穷的也多，有的法国贵族也投身时代洪流，效力于国民公会和拿破仑，比如圣鞠斯特，达武，总体来说，法国贵族食古不化的封建僵尸比英国多得多，很多人十九世纪大革命好多年后还是活在中世纪的迷梦中，去看看巴尔扎克的书，特别是《古物陈列室》，
德国的贵族封建残余比英法两国还多，特别是普鲁士容克，粗野，黩武，不过它们卷入时代大潮后也免不了变异为破坏力极强的资本家，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炸药桶
俄国的贵族一直还是阴暗残暴的农奴主，部分人因为体制太过反动，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成为革命者
总的来说，近代的欧洲贵族是封建时代的余孽和勾兑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权贵，猥琐腐朽，它们的温文尔雅只限于它们内部的惺惺作态，对民众是蔑视和恐惧兼而有之，私生活淫乱堕落，尤其是男性，和红楼梦里的贾府的主子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类，为了这伙封建僵尸的斑斑彩衣和脸上的雪花膏对它们倾倒，是背叛时代进步，不知所谓，自失去立场的行为
所谓贵族，开始是个神话，中间发展成了个怪胎，末了成了个笑话，始终是个祸害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古代文明，形成一个屹立于太平洋西岸的大国。由于特殊地理位置，中国的农业文明却像孤岛般被圈在世界一隅，中国社会日益走向封闭，直至鸦片战争被英法强行打开国门。
世界文明诞生于欧亚大陆。中国却处于欧亚大陆的东南角。东边是浩瀚太平洋。北部和西北是数千里荒原。西部和西南则被崇山峻岭阻隔。张骞出使西域之艰难，玄奘取经天竺之困苦，皆可体现中国被阻隔的程度。一个强大的东方帝国，周边全是落后民族。他们要么是朝贡，要么是入侵然后被同化。久而久之，地理之阻隔演变为观念之封闭。中国人以往所说的“天下”就是华夏民族及其周边。至于遥远的四野八方，在国人眼中均为尚未开化不堪提及的蛮夷。
了解西方文明并非完全没有机会。自十六世纪即明代中期始，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带来地球仪、时钟、望远镜、三棱镜、玻璃器皿等各类物件，并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绘画和音乐。他们不仅带来大量书籍，还久居中国翻译与写作，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光学、历法、建筑、机械、艺术等等，几乎涵盖了当时欧洲的全部先进文化。只可惜明代的闭关锁国对西方文明多加排斥。明末时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那本可在国人的玄学脑壳中输入一点逻辑思维，可惜一直被冷落直至清末。
时至十八世纪，西欧已开始工业化。1792年英国使团访华，乘坐当时最先进的装备百门大炮的战舰，配备最先进的步枪和手枪，还带来蒸汽机和纺织设备。英国人想以此打动中国皇帝，好打开贸易之门。乾隆皇帝却把这看做朝贡，完全不懂西方的先进技术意味着什么。直至几十年后英国炮舰轰开中国大门，两国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君臣与百姓才明白，地球的另一角落虽人口与经济规模不如中国，却能轻易战胜我们这个庞大国家，中国落后了。
《南京条约》虽是强加给中国，但细读条约内容，英国的根本目的是贸易，是通过贸易赚钱，而非占领土地。其后的史实说明，贸易畅通后，中国不仅有了众多新型消费品，还能买到机器、金属和其他以往缺乏的材料，中西社会差距被大大缩小，中国人的观念也为之一变。这个被阻隔于欧亚大陆东南端的古老帝国终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自1840年开始，这个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三十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的初期反应是震惊与恐惧。其后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国人更看清了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七十年代起进入和平发展期，中西方关系也大为改善，中国开始张开双臂接受西方商品，并通过这些商品知悉了西方社会的本原。正是这些，为今后几十年的维新、立宪与共和奠定了基础。
本文先介绍七十年代的时新商品，若有可能再继续介绍其后年代。希望借助时新商品可以看出社会变化，以此把握晚清社会的发展脉络。
晚清时广州的洋货一条街
纺织品
纺织品是晚清金额最大的进口商品。这不难理解，当时中国传统的手工纺织完全无法与西方的机器生产竞争。进口布匹又便宜质量又好，很快便占领了市场。中国传统的纺织作坊随之急剧衰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内也开始引进西方的纺织设备，建立自己的织造局，但一时规模上不去，市场基本被洋布占领。
中国古代手工印染技术发达，至清代仍保持领先。但十九世纪西方发展了工业印染，到七十年代其产品开始充斥中国市场，市面开始流行各种洋布叫法，如单红印花、五彩印花、杂色提花、五彩绒等等。中国商人还根据民间对洋人的不同称呼给洋布起名，如进口荷兰货叫红毛布，进口美国货叫花旗布。
中国自古也有毛织品，却不像欧洲那样大量生产。呢绒类毛织品到七十年代成为大宗进口商品，市面十分畅销。中国人开始熟悉各种新奇毛料，如哈唎大呢、哆啰彩呢、毛哔叽等等。一些叫法一直流传至今。
服装和布匹不同。那时中国很少有人穿洋装，洋人也不会专门制作中式服装卖到中国。但市面已有西服领带出售，主要面向租界的洋人和中国买办，另外也有少量进口内衣出售。
晚清的纺织作坊
食品
市面有大量国外进口的面粉、糖果、饼干、奶酪、牛油、牛奶、牛肉罐头、沙丁鱼罐头等食品。奶酪当时叫做芝时，即英语 cheese的音译。至今很多海外华人还把奶酪叫做芝士。
鲜牛奶不易储存，所以传统农业地区少有人喝。西方人发明牛奶灭菌法之后，牛奶成为普通商品，晚清也开始进口。当时从美国进口的牛奶称为花旗牛奶。
中国自古就有葡萄酒，但不像粮食酒那么普遍，所以我们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几乎看不到喝葡萄酒的情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市面却充斥西方进口的各种葡萄酒，包括香槟、白兰地、舍利酒等等。啤酒当时叫做皮酒。中国古代没有喝啤酒的传统。据说古代曾出产过啤酒，但未传下来。晚清时进口啤酒则成了沿海大城市的流行饮料。
日用品
安全火柴是瑞典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明，六十年代进入中国，到七十年代“洋火”已普遍使用。西洋钟是明代由西方传教士带入中国，但几百年来都是贵族的奢侈品，与百姓无缘。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钟表已在市面大量销售。其他如望远镜（当时叫千里镜）、温度计（当时叫寒暑表）、指南针、天平、风琴、八音盒、洋皮箱、保险柜、玻璃镜、香水、肥皂（当时叫洋夷皂）、雪茄烟等等市面都有销售。
瓷器本是中国特产，但传入外国后，洋瓷器也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日本瓷器，制作比较精巧，且价格不高。所以那时市面流行东洋盆碗、茶盏、花瓶之类，包括瓷器与玻璃制品。
照相机最早由法国人于1846年带入中国。到七十年代，沿海大城市已有很多照相馆。但照相机仍是奢侈品，市面很少见，照相馆都是专门去采购。市面倒是有相纸和洗印药水出售，大概也是面向照相馆和个别发烧友。
美国人贝尔于1860年发明电话，于1876年在美国注册电话专利。1877年，波士顿和纽约之间开通世上第一条电话线路。1879年，竟有洋行在上海推销德律风（英语 telephone的音译），不知究竟卖出多少。即便有人买，也必是有钱人买来玩玩。因为没有线路系统，电话机只是个玩具。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欧美开始发展商品化缝纫机，到七十年代缝纫机已趋成熟。七十年代末外国洋行开始在中国推销缝纫机，每台十八个银元。由于价格昂贵，销路并不畅。
1879年外国洋行在中国推销的缝纫机
化工品
1859年，德雷克在美国宾州打出全球第一口工业油井，从此石油工业问世。早期产品主要是煤油，用于燃料和照明。到七十年代，美国德富（Devoe）公司也在中国推销煤油。中国人称之为火油，煤油灯也被称为火油灯。煤油成为中国最大宗进口化工品。
另一种大宗化工品是油漆。油漆在中国古已有之，但均来自植物，如我们至今仍在用的桐油。西方的化工油漆品质好，色彩多样，很快就占领了中国市场。如英国赫勃（Hu
uck）父子公司和格里菲斯（Griffiths）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面都很畅销。植物油漆天然色很重，所以中国传统建筑和木器多是偏黑偏红色。就连染料也限制于几种天然色，故有五颜六色之称。洋漆进入后，中国也开始了色彩缤纷时代。
其他重要化工品还有焦炭和柏油。中国古代也有焦炭和柏油，但获取比较困难。西方国家便在中国推销工业法制取的焦炭和柏油。焦炭主要用于金属冶炼。柏油则用于涂刷船身、木桥和其他木建筑用以防腐。
机械
对晚清生产力推动最大的洋货莫过于机械产品。1865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推动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成立于上海。这是中国机械工业的开端，但毕竟刚刚起步，中国还需要大量进口西方制造的机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国内广告可以看到各种机器设备，包括车床、刨床、动力钻、圆盘锯、剪板机、纺纱机、织布机等等。那时还没有电力，机器动力来自蒸汽机，所以市面有各种蒸汽机出售。以下几家典型制造商全来自英国。可见当时英国仍执机械制造之牛耳。
一、位于林肯郡的罗贝（Robey）公司
该公司在中国推销各种自产蒸汽机，包括立式和卧式，固定式和移动式。最小一匹半马力，最大六十匹马力。还推销圆盘锯床和打谷机。
英国罗贝公司的移动式蒸汽机
二、位于格拉斯哥的艾萨克·怀特·史密斯（Isaac White Smith）父子公司
该公司的产品很多，包括蒸汽机、纺织机、打绳机、卷毛机、磨漆机、磨粉机、鞣革机等等，似乎无所不能。那时的制造业不像现在这样专业化分工。由此也可看出晚清时中国的市场需求。
三、位于兰开夏郡的约翰·达格戴尔（John Dugdale）父子公司
该公司专门生产各种纺织机械，包括纺纱机、织布机、打纬机、上浆机及各种零部件。公司在中国发布的广告比较详尽，其中特意告知可帮助客商估算纺织成本。可见公司十分看重中国市场。
军火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与平定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满清上下都认识到西洋武器的威力，战后便着手在军队换装洋枪洋炮。欧美军火商也不遗余力在中国推销新式武器。当时正值后膛枪和后膛炮取代前装枪炮。那是世界军事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因为后膛枪炮的射击速度、精度和射程都大为提高，会大幅提升军队战力。
满清政府十分欢迎西方军火商来华推销。当时报纸可直接刊登军火广告。当然，广告主要面向清政府采购军火的官员，民间购枪是否有限制不得而知。
从晚清的广告来看，七十年代最活跃的西方军火商是英国地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约翰·豪尔（John Hall）父子公司、推销德国克虏伯火炮的天成洋行，以及美国著名军火商林明敦（Remington）公司。所推销的主要是火炮、步枪、手枪、子弹、火药、铁甲战船与内河炮船。麦登司洋行也在推销硫磺、洋硝这类制造火药的原料。
晚清的官办企业也在大力制造军火，为首者是六十年代创立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制造局。上海有家叫做朱裕顺的民间铁店也在研习西方技术制造枪炮和弹药。该商号在广告中声称，江苏巡抚丁日昌曾是商号大主顾，望各省官绅惠顾。
为什么中、日、朝（东亚）会不约而同在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走向“闭关锁国”？
“西风压东风”——为什么中、日、朝（东亚）会不约而同在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走向“闭关锁国”？
我们观察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东亚，不难发现一个殊途同归的情况，那就是当时的东亚三国（中、日、朝）都选择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正是这一政策导致了近代东亚的落后和动荡的命运。笔者希望通过一些自己的看法的陈述，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理性的思考和讨论，将这一问题探讨深入，获得新知。
首先笔者认为有必要说一下本文的前提——“闭关锁国”。所谓“闭关锁国”并不是犹如在海岸线上建立起“长城”那样，完全禁止海上的贸易和人员的往来，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海上贸易和人员往来。说完这个前提之后，那问题就是当时为什么要限制贸易和人员往来？而更加有趣的是，实际上在唐宋元时代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还是很繁荣的，为什么到了明清却衰落了？而为什么与海洋关系比中国更为密切的日、朝也在同时选择了这一政策了？要回答这些疑问，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初始阶段说起……
一、近代前东西方海上贸易小传
我们常常说西方民族是海上民族而东亚的民族是农耕民族，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生活的这片大陆。西方文明（包括古希腊罗马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的发详地细几乎都是围绕着那片相对安静的大海——地中海，即便是两河与尼罗河流域的东方也是红海和波斯湾，相较于东亚广阔而狂暴的西太平洋显然是适宜航海的。加之地中海破碎的地形，大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更加便于原始的短途航海，而东亚的航海则是要面对宽阔的大洋。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今天西方文明的主要来源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由于其多山少地的特点，使得他必须要通过海上贸易获得粮食和其他物质，而东亚则由于其主要的文明起源来自中国的中原大地，其本身的大平原地理特性，使得东亚文明对于海上贸易的需求并不是那么的强烈。
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东西方文明对海上贸易不同的历史情结。因此历史的看东西方文明在之后海上贸易方面差距似乎并不难以理解。但这并不足以解释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高潮和十七到十九世纪的失落。
至于说到唐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高潮，笔者以为关键因素就是在于东方的强盛。当然具体而言还是有区别的。至于唐朝海上贸易的发达，笔者以为就是因为它的强盛，因为他海纳百川、无所不包的胸襟，它的开放是它强盛的原因，而它的强盛自然也会促进这种开放。而宋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陆上丝绸之路被辽、金少数民族政权断绝，海上成为其唯一的贸易通道，加之指南针被运用于航海，海上贸易的发达是必然的。而元朝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其民族本身是游牧部落而来，其王朝奉行了游牧民族惯有的重商主义政策。当然还有个关键的共性因素，那就是东方有西方的贵族生活“必需品”茶叶和瓷器。这一切都促使了东方海上贸易繁荣。
但是随着1453年5月29日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东西方在大洋上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奥斯曼帝国控制并切断了东西方的贸易通道（由于其不明智的大幅提高了东西方陆上贸易的关税，使得商人的贸易变得无利可图所致，因此东西方陆上贸易几乎断绝。）。使得西方人（中西欧的人）为了获得他们急需的东方商品——香料、茶叶等，开始向东西两个方向的海上开拓，一个向西发现了新大陆，一个相东绕过了好望角抵达印度。最终结果是刺激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对落后地区和民族的掠夺壮大了西方的实力发展了早期资本主义。由此，西方在海洋上开始真正意义的面对东方。
就在同时，现代科学在欧洲兴起，这意味当时包括东亚在内的一切国家和地区在之后必然的落后。至于为什么欧洲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现代科学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是事实就是至少在十七世纪中后期，东方在军事装备和战斗力方面已经式微确是不争的事实（可参见拙著《明末清初中国军事式微的发轫》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可以预见的落后，那么为什么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东亚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原则了“闭关锁国”了？
二、“闭关锁国”前提探究
首先就是由于地理上的隔绝，使得东方对当时西方变化的意义并没有深刻了解。即便是当时最聪明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能够意识到，封闭的海洋实际上是失去的最重要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的机会。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东方相较于西方落后。即便是到了今天，如果把东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宏观上对比，西方科学技术还是领先于东方（当然如果以国家作为维度，科技水平中国只落后于美国，虽差距还是巨大的，但绝对可以笑看英、德、法诸国。）。既然没有了从历史大视角上认识“闭关锁国”危害可能，那么东亚三国在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时候的思想阻力当然会小很多。（在这一点上，笔者并非苛责古人的视野，但这却是历史因果的无情必然。）
而问题的反面就是在当时的东方却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发生西方当时的变革。究其原因肯定不是这篇短文可以讨论，不过笔者却有一个思路供大家笑话之用。笔者以为，正如前文所言的“西方当时的变革”，或许在某种角度上包括东方在内世界其他地区，可能由于其自身特殊的“非西方”原因，导致其无法自发的发生“西方当时的变革”。正是没有发生“西方当时的变革”，和东方相对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东方不可能产生如当时西方那样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需要。就好像美洲土著居民在殖民者到来之前几千年都没有发明轮子，当然原因很多，但是结果毕竟是遗憾的。
而正是当时的东亚自身发展的僵化，与对外部发展认识的不充分，才产生了“闭关锁国”的第一个前提。
其次是东西方商人地位的不同，导致了东亚对待“闭关锁国”的问题时，缺乏实质性的阻力。
从历史上看，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商人作用较大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国家分裂是时候，而国家统一之后商人的地位便会急剧下降，甚至连基本的政治权利都会在法律层面上被原则性的剥夺（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战国时代子贡、范蠡、吕不韦这样的商人对历史的影响力在后世是很难见的，而且在法律和文化上是轻视商人的，比如不容许商人科举……）。其原因简单的说，就是商人的流动性与国家统治者所要推行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其实小农经济的优势之一就是稳定，小块的可耕种土地使得劳动力愿意留在土地上，但是也束缚了劳动力。）是相悖的。而商人往往可以短时间获得巨额利润并聚集起大量不靠土地的流民，潜在的威胁到了统治，因此东亚的统治者往往会选择制约商业的发展来限制商人的力量。而实际上，十七到十九世纪东亚三国“海禁”的部分动因就是限制因为海上贸易而富可敌国的商人。当然，还有文化上对商业轻视和对农耕的重视，和部分时期难以获利的朝贡贸易……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中国海上贸易最发达的宋元也有过多次轻率的海禁的原因。
而同时的西方，由于历史上（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对商业重视，以及中世纪以后欧洲的分裂，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导致了西方诸国对海上贸易的高度重视。中世纪欧洲的分裂导致各国国土都是相对较小的，在战争里常常无法支付庞大的军费，或者是自己的领土无法全面的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因此欧洲的国王们常常会向商人借钱获得商人的借款（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与欧洲相比，即便是当时东亚最小的朝鲜以其国土面积也算得上是欧洲的大国）。在十七世纪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因为借款而“破产”，即便是这样王朝回复财力之后，还是继续偿还债务。这些从侧面反映了商业和商人对欧洲各国的重要性。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也促使了海上商业的发展并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再加上欧洲对东方商品和海外殖民地物资的欲求，使得他们没有可能去限制商人，以及限制以商业为目的的海上贸易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走向大海动力的不足，形成了“闭关锁国”第二个前提。
三、东亚“闭关锁国”的动因
在简单说明了“闭关锁国”的前提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东亚三国几乎同时“闭关锁国”的动因是什么？
1、军事上的被动防御。
我们知道在世界范围内的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海盗活动都是非常猖獗的，具体的原因当然有某些国家的支持，而其根本的原因却在于航海技术和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大洋上的海盗活动极为有利可图。而世界海洋秩序的混乱，和各国海上力量的相对不足（主要是在风帆战舰时代，各国的海军均难以以其装备有效的控制海洋），使得海盗生存成为可能。而这个因素放在东亚也是合适的。
特别是十六到十七世纪，日本经历了战国时期，而中国则是明末清初的混战，所相伴随的就是包括沿海地区在内的国家边缘地带因为中央政权控制力减弱带来的混乱。在加上上文的原因，造成了那个时期东亚沿海地区海盗的兴起，较为著名的有日本武装浪人组成的倭寇，中国的海盗汪直和郑志龙等。而东亚各国或多或少的为就减少损失或者是打击海盗，选择了限制（切断）海上贸易和迁界禁海等措施。之所以这样，其考虑在于：1由于对海运的货物缺少必要的控制手段，为了切断海盗物资供应，所以采取了一刀切式的禁止或大幅限制海上贸易；2由于海盗多以上岸劫掠为主，迁界禁海实际上就是一种“坚壁清野”，用以断绝海盗抢夺物质的可能。
而在同时，由于西方殖民者的扩张，虽然尚未与东方发生激烈的碰撞，但小规模的冲突确是时有发生。而当时的统治者们由于对视野的有限，同时也是军事上的对抗即便是胜利也是非常吃力的（可参见拙著《明末清初中国军事式微的发轫，因此寄希望于用对付海盗的方式来对付这些侵略者。当然初衷是好的，可是问题是由于西方殖民者和当时东亚土生海盗的本质不同，就注定了东亚的“闭关锁国”是一场饮鸩止渴式的的自救，结局是悲壮而徒劳的。
2、经济上保守的发展。
前文提到过东亚小农经济的发展是与商业发展想矛盾的，由此东亚各国在当时往往因为各种原因限制或打击商业的发展。又因为地理大发现之后，海上贸易的利润极为丰厚，使得东亚各国的商人为了追求巨额利润而选择走私——甚至是武装走私，这势必导致了各国更为严厉的海禁。
同时，随着玉米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东亚人口急剧增长，人多地少的情况愈发凸显，普遍的贫困成为常态。而由于当时的东亚国家文化习惯，自然是不会选择利用商业来发展社会经济，因此选择限制包括海上贸易在内商业，并通过小农经济将人民限制在土地上成为其稳定社会的必然选择。当然在此期间，如中国有包括“隆庆开关”等放宽海上贸易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但是考虑到此时期只开放了一个港口（或者是海禁相对开放的时代，其通商口岸也是非少的。），可见这样的开放是极为有限的，是不足证明或改变事实上的政权对商业行为的限制。
3、文化上的相互排除。
在当时西方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以基督教的传播为代表，而基督教因为有着更强的排他性而难以融入东亚本土文化（因为作为“一神教”，是难以融入其他信仰的“神祇”），并且它的思想里有许多东亚统治者和思想界所不喜欢的因素，导致了其在面对东方文化时，产生了剧烈的摩擦。实际上在查阅当时东亚三国的有关海禁的措施里，能够看到有限制外国书籍进入、限制传教、限制与外国人接触、限制在外生活的本国人回国等措施，甚至还会有抓捕基督徒的行为。而这种文化上的限制，不仅限制的是基督教的传播，实际上也是限制了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上也是所谓“闭关锁国”政策的重要内容。
中西文化的相互排斥，其实细想想也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是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几乎是相互独立发展几千年产生出的文明当然是不同处甚多了，基督教问题不过是这种不同文明碰撞的直观表象罢了……不过本来这样的排斥可能会以比较文明、柔和的方式出现。
但是，问题在于地理大发现之后的欧洲扩张几乎都有基督教传教的影子，特别是在对某些艰苦地区的殖民过程里，西方殖民者是有着更为强烈的宗教目的——将上帝的福音传向世界。再加上当时的世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在各方面开始了全面的领先，使得东方在面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时，发现这些传教士所依靠不只是信仰，还有坚船利炮，带来的文化不只是丰富别人的精神而是要取而代之。面对这样的文化传播，同样古老而骄傲的东亚文明可能屈服吗？而这样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直到明治维新之后，东亚各国才陆陆续续的开始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发展的道路。不过可惜的是，当时的东亚还没有人有这样的眼观和智慧去认识、解决这样的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长期而不屈的抗争之后，才找到了自己道路。
总结：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十七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东亚三国不约而同的选择“闭关锁国”政策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在面对掌握现代科学的西方时的被动防御，是一种文明衰落时视野狭隘的必然表现。而如果说本文有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是近代历史铁一般的事实表明，现代科学才是强国之道！
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逐渐减少在澳洲的军事存在，各个殖民地相继建立自己的防卫部队。由于担心俄国从海上入侵，海军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其中，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就从英国订购了2艘炮艇和1艘鱼雷艇。
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
＂阿尔伯特＂号（HMVS Albert）
HMVS Albert
＂阿尔伯特＂号是一艘B1型＂伦道尔炮艇＂，由澳洲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米切尔公司订购建造。该舰于1884年初完工。在6月25日，与＂维多利亚＂号和＂奇尔德斯＂号一起抵达维多利亚殖民地。它在殖民地海军的服役经历短暂而平静。在1890年，更换了新的主炮。1893年，转入预备役。1897年，它又卖给了维多利亚公共工程部门。在一战爆发后，＂阿尔伯特＂号被征用，并计划改装成一艘拖船。但工程还没有开始，计划就取消了。最终，它于1917年除役解体。
排水量：350吨
规格：35米*7.6米
航速：10节
武器装备：1门BL 8英寸Mk VII型主炮、1门BL 6英寸Mk I 80磅舰炮、2门9磅炮、2门诺登菲尔德机关炮。
＂维多利亚＂号（HMVS Victoria）
＂维多利亚＂号（HMVS Victoria）
＂维多利亚＂号是一艘D型＂伦道尔炮艇＂，由澳洲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米切尔公司订购建造的，于1884年初完工。在2月下旬，它与炮艇＂阿尔伯特＂号、鱼雷艇＂奇尔德斯＂号在马耳他，休整后继续出发前往澳洲。此时，戈登将军在喀土穆战死的消息传到了英国。它们立即出发前往苏丹支援英国军队作战。当它们于3月19日抵达萨瓦金时，冲突已经深入内陆，军舰无法提供任何支援。三天后，它们继续启程前往澳大利亚。6月26日，它们抵达墨尔本，途径亚丁、科伦坡、荷属东印度和托列斯海峡。
由于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维多利亚＂号在1893年退役并出售。在1896年时，它被西澳大利亚政府购买。但在1902年，它又被出售给了总部位于悉尼的芬威克斯拖船公司，当作拖船使用。在悉尼港服役18年后，于1920年报废。
排水量：530吨
规格：44米*8.2米
航速：12节
武器装备：1门BL 10英寸（254mm）主炮，后更换为1门BL 8英寸Mk VII型主炮；1门BL 6英寸Mk I 80磅舰炮；2门12磅炮和不明数量的诺德菲尔德机关炮。
＂奇尔德斯＂号（HMVS Childers）
＂奇尔德斯＂号（HMVS Childers）
＂奇尔德斯＂号由澳洲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向英国的桑尼克罗夫特公司订购建造的一艘一等鱼雷艇。造价10500英镑。该舰于1883年开工建造，1884年初完工。
1884年2月3日，它从朴次茅斯启航。当戈登将军在喀土穆战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它和＂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号炮艇正在马耳他。维多利亚殖民地向三舰下达增援苏丹的命令。它们于3月19日达到苏丹的萨瓦金。此时，战事已深入内陆，军舰无法提供任何支援。三天后，三艘军舰启程继续前往澳洲的旅程。在6月26日，到达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1901年，＂奇尔德斯＂号加入联邦海军。1911年，它又加入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在维多利亚海域服役，并作为＂刻耳柏洛斯＂号的供应船。1918年4月5日，＂奇尔德斯＂号以20英镑的价格出售给了南亚拉的公司。
排水量：63吨
规格：36.1米*米*米（吃水）
航速：19-20节
编制：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