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商税，明清两代都是抓大放小，即大部分商税都来自于交通要隘的税关，实际上就是以征收长途贩运的过境税为主。至于城镇商税，只对于持牌经营的大型商户征收牙税，而小型店面、摊位，明代官员也尝试过征收门摊税，结果因为数额不大朝廷缺乏兴趣而被取消。这一次县政改革之后，南京军机处规定所有商家均需换发朝廷印制的牌照，牌照分为超、甲、乙、丙四等，商家需按牌照等级分春秋两季纳税。对于一门一户的门面摊位，也给予特别牌照，按年换发缴税，税额仅为每年一百铜钱，刚刚能覆盖征税成本，所以意图不在于征税，而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市镇微小经济的形势。
毛渊明虽然是企业家，但对这些细微的税务问题兴趣不大，甚至觉得有些繁琐。常镇业是银行职员出身，反而非常在意这些细节。因此两人定下来，仍由常镇业负责，与留守京城的内阁大臣、六部尚书开会，商议将浙江试点的各项方案在山东推行，若在山东畅行无阻，就继续在北直隶、山西和河南推行。
当然，毛渊明也有正事要干，那就是处理皇帝与蒙古王公会盟之事。按照事前的方案，皇帝到达热河之后，与蒙古王公们见面，接受蒙古王公们的朝贺。蒙古王公们宣誓效忠，将清朝赐予印、册等物上缴，并且接受大明皇帝赐予的新印、册。
会盟完成之后，朝廷会向每盟派驻大臣，作为朝廷代表管理散居在各旗的汉人，处理商贸等事务，而每位王公也都要派遣一位大臣或者兄弟子侄进京居住，一来作为王公与朝廷的交流沟通渠道，二来也管理本旗在京城和附近居住的人员。
唐云沛和谢成武早已在北外城划出一块区域，建设蒙古会馆区。区内每一座会馆建筑都将居住一位蒙古王公的代表。会馆的建筑模式为坐北向南，门面宽三十丈，纵深三十丈，分前后两进。第一进是办公室和随员住处，也可以临时招待一些来京的蒙古人居住，第二进是代表的住处，有汉式房屋和蒙古包各一座。
会馆区基本上已经竣工，毛渊明和唐云沛前往视察时，只差一些墙面粉刷和灯笼安装的工作还在进行。毛渊明仔细检查了房屋内部的装饰，特别是蒙古包的形制。唐云沛告诉毛渊明，这些蒙古包都是请在京的蒙古工匠制造，质量好，而且符合蒙古人自己的居住习惯。
毛渊明见一切都准备充分，自然也非常满意。唯一的问题是，对会馆区是否需要整体上修建围墙，大臣们在开始建造会馆区之前就有争议。
认为应该修墙的一派主要是兵部的官员，认为蒙古人和大明属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虽然目前整体上温顺臣服，但京城北外城汉、满、蒙杂居，难保这些蒙古人不会与百姓发生冲突，应该修一道围墙，将会馆区围起来，四面各开一门，派兵士把守，平时闲人免入。
反对修墙的大臣主要是理藩院的官员，他们认为蒙古人生于草原，喜欢四面开阔的居住方式，若是用围墙围起来，蒙古人势必觉得不舒服，而且会产生朝廷囚禁他们的感觉，不如不修。
两派各执己见，谁也无法说服谁，最后在索额图的调停之下，取了一个折衷方案：依照西安满城的形制，暂时先在会馆区周围建一圈木栅栏，同样是四面开门，派兵士把守，出入需要令牌。但若蒙古代表们入住之后感到不适，那么就将栅栏拆除。修栅栏比修墙成本低，拆除却更容易，而且木材还能回收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