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封城的那天起，上海，江苏和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就开始组成若干个医疗小分队驰援湖北。别人都在赶回家吃年夜饭，而这些医护人员却在吃年夜饭之前离开家，奔赴在逆行的路上。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他们是英雄！在这些英雄中，也有我们母校附属医院的六名医护人员，我觉得十分欣慰，为他们感到骄傲！
基辛格博士在《论中国》中有一句溢美之词，他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有网友便以这句话为题做了一个图文并茂的短视频，发在了朋友圈里。
我觉得这个短视频不错，便将其转发了出去，并且配发了下面的这一段文字。
“英雄者，舍己为人是也。我家也有英雄。昨夜返沪，家中空空如也，只能冒险外出“血拼”（购物，shopping的谐音，来自于台湾同胞的创意）。若在平时，她出去买几个水果也拉我陪着；而今天，说什么也不肯让我去。她把门一关，一骑绝尘而去。两个小时之后，我下楼搬了五趟，搬回家的东西足足有一百斤。看着嗷嗷待哺的小儿，我们松了口气。够我们家坚守一阵子了。别看她平时竖眼横眉，关键时刻却立马横刀！如此巾帼英雄，让我等须眉情何以堪。”
在这段秀恩爱的赞美词下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几行点赞小头像。位列榜首的是我的大学同学陶元民。他的头像很醒目。在这方图像的右下角，有一朵栽种在门前庭院中的鲜红的月季花；在月季花后面，还有一尊巨大的紫砂壶，那是他家乡的特产。
好吧，我们下面的话题就从陶元民说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陶元民和我同在江城工学院管理分院当讲师。在我离开学校闯荡琼州之后，他也跃跃欲试。不过，他没有像我那样盲动。正如《红楼梦》中的诗句“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所咏叹的那样，他在等待机会。
一九九二年年初，邓公南巡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全国各地都开始大力兴建开发区。机会来临了。
陶元民的老家新建了环保工业园区。园区的上级部门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出任总经理。
此时，陶元民的副教授职称正在评定之中。管理分院正在用人之际，不可能放他走。如果他执意要走，只能像我一样，走自动离职这条路。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总经理和副教授之间，陶元民选择了总经理。
从陶老师到陶总，陶元民经历了一个华丽的转身。转身虽然华丽，但是，他的从商之路并不顺利。园区是新型国企，派头很大，但资金主要靠招商自筹。在那个年代，僧多粥少；项目满天飞，资金筹不到。
园区的项目没有着落，学校这边也断了后路，唾手可得的副教授职称更是失之交臂。在四面楚歌之中，陶总和我一样，走上了自谋职业的飘泊道路。
陶总年轻，他比我小八岁。在大学同学中，他最聪明，没有之一。在我们大学应届毕业时，全专业两个班唯一考上硕士研究生的两位同学，就是他和伍冲大。伍冲大学习努力，而他总是看些闲书，做些闲事，对正经学业不太上心。
从道理上来说，陶总脑瓜子活络，在生意场上称兄道弟，对三教九流似乎都能左右逢源。但在骨子里，他和我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书生。也不知是因为他的书卷气太重，还是因为他运气不佳，在商海中，他虽然不至于沉没，却也只能像我那样漂浮着，老在原地打转，无法游向那成功的彼岸。
如果问新世纪的第一天是哪一天？大家都会一致认为是二零零零年元月一号，在这个问题上，不会产生异议。但是，如果问新世纪的元年是哪一年？就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是二零零零年，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二零零一年。
上面的两种说法，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谁也搞不清。
我们姑且按照第二种说法。在新世纪的元年，我经历了龙虎山夹芯板简易别墅的投资失败之后，又经历了婚变，然后在上海漂着；陶总在江城飘着。
伍冲大是我们专业两个班（两个班共六十位同学，在同一个教室上课，等于是一个班。下面简称为我们班）唯一一位留在学校工作的同学。他遵从同学们的要求，在学校里把根留了下来。他硕士毕业后又读完了博士，从讲师、副教授升到了教授。在新世纪的元年，他又被晋升为博士生导师，大家都恭敬地称他为伍导。
我们在江城还有一位同班同学叫代永顺。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不久就走上了从政的道路。这些年来，他从一名团市委的普通干部做到了镇长和区农委主任。在新世纪元年，他终于晋升为正处级干部，当上了江城地方铁路局局长。
不过，代局升官不发财，反而亏本。地方铁路亏了一大笔钱，穷得连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他这个当局长的自定章法，与普通职工一样，无甘同苦，每月只拿三百块钱生活费。这笔钱，还不到他应该领取的工资数额的三分之一。
代局新官上任三把火，对外招商引资，对内狠抓管理，同时还多方走访专家学者，寻求改革良策。恰逢我们已入籍美国的同班同学高仓满博士回国省亲，正好被代局请来江城指导工作。
经过高博士的一番指点，代局犹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为代表地方铁路局对高博士的不辞旅途劳顿、前来江城免费指导表示感谢，代局决定设晚宴为高博士送行。
为了给穷困潦倒的地方铁路局省钱，参加宴会的客人越少越好、越精越好。代局只带本单位的一名办公室主任前来参加。但是，重要的老同学不能少。在学校读书时，高仓满、宁爱胜和我是关系密切的铁三角。因此，爱胜从扬州、我从上海，早早地就赶到江城，准备参加这场晚宴。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爱胜带着他那位当幼儿园老师的妻子和正在上初中的女儿一同前来，以示隆重。
晚宴在中山西路和电力路交口处的铁路西侧的一家小饭馆里举行。参加晚宴的有代局和他的办公室主任、陶总和伍导、组成铁三角的我们仨以及爱胜的妻女，一共九个人。
我手中正好还留有一瓶洋酒，是从琼州带回来的。我知道代局单位财政困难，所以事先和他约定，酒由我带过来。
高博士在美国的这十多年里，不仅获取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和技术专利，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那时候，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享受超国民待遇。所以，他打算在国内成立一家小型企业。
当时，工作没有着落、正在江城飘着的陶总向高博士主动请缨：“你请我吧，每月只需要三千美金。”
那时候，月薪三千美金是相当高的薪资。别说在江城，就是在上海，月薪能拿到这个数的，也是凤毛麟角。
代局是正处级干部，他现在和职工们无甘共苦，每月只领取三百块钱人民币。就算他的月工资不打折扣，拿全了，也不过才一千块多一点。
陶总找高博士要每月三千美元的高薪，这太离谱了，高博士根本就付不起。我虽然知道他说的是一句玩笑话，但仍然板着脸，一本正经地问他：“你说的是年薪吧？”
陶总用手指指着我笑了起来，他懂得我的幽默。我们两个穷老总，经常在一起穷开心。
我们班最杰出的两位同学都在琼州。一位是琼州汽车的总裁秦大石，他公司的股票前两个月上市了；另一位是林大江，他在两个月前刚刚晋升为副省长。
陶总是我们同学之间的联络官，他的正式职务是我们班同学联谊会的秘书长，简称陶秘。陶秘最先获知大石和大江的喜讯。当他获得这双喜临门的消息之后，当即就拉着伍导、代局和我一起，去琼州讨了一顿喜酒喝。
高博士来江城之前，先飞了一趟琼州。大江专门安排了一位处长陪着高博士一起，考察了琼岛的山山水水。像天涯海角、大东海、玡琅湾这些胜景，那是一定要去的。考察之后，高博士在大特区开发论坛座谈会上做了演讲，为大特区的开发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