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丰二年（1079）到元丰五年（1082），政事堂就王珪一人独相。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都由他一人负责。王珪的内心很是煎熬，没人知道他需要和自己做何等的和解。然而，看似独揽相权，实则是孤掌难鸣，只能做皇权的传声筒。这种状态也正是神宗皇帝想要的。
大宋朝正值山外青山楼外楼，汴州歌舞不曾休的一派繁荣景象，皇权一手遮天，可神宗皇帝的内心仍然是有一丝不甘的。神宗皇帝时常想，大宋的一派盛世不是我赵顼创造的，变法的骂名都给王安石了，取得的成果自然也都是王安石的。这和唐太宗任用魏征，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是不一样的，唐宗、汉武是伟大的帝王，魏征和桑弘羊是在实践他们的宏图伟业。而他和王安石又算什么呢？没有人会认为王安石在践行陛下的宏图伟业，而是王安石个人特立独行独挑大宋改革，汹涌而来的骂名不正证实了这一点吗？此时的神宗皇帝好后悔，为什么不在改革最困难的时候多支持王安石一点儿呢？他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皇帝，除了在深夜有这么一丝哀伤外，平时不会表露出来。在神宗皇帝内心中，他不但要超过赵宋的列祖列宗，他还要超过王安石，主导“元丰改制”就是其一，但这似乎还不够，他还要恢复汉唐故土。
但这个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唐宗宋祖自是一代风流人物难以超越，王安石不仅怀有超世之才，并有坚忍不拔之志也是世间奇才，更是难以超越。神宗皇帝想到了战争，无论是转移国内矛盾的注意力，还是加强内部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当宣布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国家治理起来也顺手得多，什么法制、什么情理都统统让位于独断专行。“战时状态”也就成了统一多元价值判断的万能钥匙，用它来整治反对派也方便得多。春秋时期，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为缓解内部矛盾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政治的血腥远远超过了无数个恶性刑事案件。
到了元丰年间，王韶已平定了吐蕃，沈括也与契丹划清了国界，郭逵战胜了交趾，章惇收编了西南诸蛮，种谔也把对西夏的包围圈进一步压缩。想想这些人都是王安石发现和任用的，神宗皇帝不免又有些失落。其实只是帝王太孤独了，没有人能帮他排解，这原本没有什么好失落的，王安石还不是陛下任用的。和王安石如同一人，这难道还不算明君吗？
神宗皇帝把目光盯在了在大宋身边建国的西夏，如果能收复西夏故地，自然平生功业就超越唐宗宋祖了。“祖国统一”的大旗又是那么的不容置疑，用以号召百姓放弃美好生活，放弃自由，放弃生命都是那么的大义凛然。促使神宗下定最后决心的是西夏内乱。西夏是一个牧业帝国，但只要水草丰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发动战争，他们同样热爱和平。但如今梁氏外戚和皇族的矛盾已变得不可收拾，他们也需要一场战争来转移矛盾。这下好了，一个要转移矛盾，一个要增强凝聚力，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此时的西夏小皇帝秉常已经弱冠，登基已经十余年，但他依然是个傀儡，政令不出皇宫。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梁太后的弟弟梁乙埋手中。在维护专权的道路上，一切荒唐事都会上演，梁太后是汉人，但为了维护外戚专权地位要废除汉礼推行党项蕃礼。西夏皇帝秉常是党项族人，但为了与专权的梁氏外戚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废除党项蕃礼推行汉礼。秉常积极与宋朝修好，争取宋朝的支持，上演着远交近攻的宫斗。元丰四年（1081），西夏大将李清劝说秉常向宋朝割让土地，让宋朝协助铲除梁氏势力，秉常便派李清秘密使宋商议此事。然而梁氏耳目已经遍布西夏，李清还未出发就被梁氏捕杀，秉常也被梁氏囚禁起来。
当这个消息传到汴京，神宗皇帝认为机会来了。从他的眼光看，西夏内乱，政局不稳，正是解决西夏问题的难得契机。但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矛盾也会转化。当今西夏的主要矛盾是皇族与外戚的矛盾，如果宋朝出兵攻打西夏，那时西夏的主要矛盾会不会就是建立统一战线抵抗外族入侵的矛盾呢？
如今王韶已死，西北边关最有名的将领要数种谔了。神宗诏种谔入朝，询问伐夏大计，种谔信誓旦旦的说：“西夏没有能领兵打仗的将领，待我打到兴州，西夏便在地图上消失了。”种谔是大宋著名的抗夏名将种世衡的儿子，世代为大宋镇守西北边陲，自然是深得赵宋皇帝信任。神宗皇帝心中已经有了主将人选。
可种谔刚走，神宗皇帝晚餐的餐桌上就被高太后带来了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此人正是高太后的亲伯父高遵裕，高遵裕是勋臣高琼之孙，名将高继宣之子，但他的官是恩荫来的，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高衙内。
高太后说：“皇上，高遵裕世代为大宋屡立战功，是一个忠心为国的人。”这话不假，他祖父和父亲是为大宋屡立战功，可高遵裕不过是一个高衙内。太后的话不过是在不知不觉中偷换了概念。
神宗皇帝听到这话便知道这是太后在推荐主帅的人选了，随即就感到无比厌恶。这是打仗又不是
蹴鞠，岂是儿戏？但母亲高氏是个强势的女人。强势的女人再加上会梨花带雨，那威力立刻倍增。为赶走王安石，这个女人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如今想把外戚的势力加强，推荐自己的伯父。
高太后向高遵裕使了一个眼色，高遵裕立刻端起酒杯，为神宗皇帝表达忠心：“陛下，主帅之责在知人善任，协调指挥。家臣为帅自当一心为国，必不会覆功高震主的前车之鉴。”
神宗皇帝还真是继承了赵宋家族耳根子软的毛病，听后居然也觉得有道理。可他怎么知道日后高太后不会像梁氏一样，把大宋的家都给当了。也许五代以来皇帝对武将的不放心由来已久，已深入骨髓，用家臣和近臣确实放心些。好在神宗皇帝还存有一丝清醒，不能任高遵裕为主帅。
很快神宗皇帝对战争做出了部署：以李宪为主帅，兵分五路齐头并进。这五路是：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麟州，最后会师灵州，合兵攻打西夏都城兴州。
五路统帅中，李宪、王中正是宦官。宋朝一向有宦官监军的传统，可见大宋皇帝对武装力量有多么不放心，还是“身边人”更贴心。有些宦官在监军过程中显示出了军事才能，从而发展成带兵将领，如带兵平叛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宦官王继恩，满城之战的监军李继隆。但也有一些坏了事的，如断道坞之战的监军黄道元，三川口之战的监军黄德和，陈家口之战的监军王侁都是战败的罪魁祸首。李宪曾为王韶的监军，在河州征讨木征时立下战功，深受神宗信任。征木征时王中正也在军中，负责军械供应。神宗皇帝的这个安排部署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罢了，纨绔子弟高衙内不能用，一代战神种谔不敢用。
澶渊之盟以来，大宋朝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在元丰四年（1081）正式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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