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罚站的伤心往事

(1985)十二月十九号星期四阴

抽空到高三理科班把堂弟助卿(现职**县税务局)叫了出来,转达他父亲要他给家里写信的话。

徐著清告诉我他很苦闷,因为期中考试只得三十三名,没心思写信,并流露出想辍学的念头。

堂弟的话差一点就把压制在我心底的共鸣勾出来,确实,单调的生活、紧张的学习、封闭的环境禁锢着正渴望五彩缤纷生活的我们,有时甚至有被囚禁的感觉。

这样的如同上千年科举考试一般的残酷体验,今后有了子女,一定改变方式,创造条件进行私人教育,让后代放飞自我,享受青年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

不过,想归想,做归做,我还是以哥的口气要他给家里写信报情况,鼓励他顶住压力,并告诉他我做为复读生的压力更大,但同样信心满满。

晚自习时,我把戴济志的单车借到手后便偷偷溜出来去大嫂那里。

在我回老家之前,母亲就已经把一双用手工精心制作的棉鞋托人带到了大嫂那儿,但大嫂一直不告诉我;上次回老家,母亲问起我才知道。

到了大嫂住处,她依旧是愁容满面,说明境况一直没有多大改观。

听二哥说大哥经常夜不能寐,大嫂则常常因为不断有人来逼债而哭。

大嫂极不情愿地把棉鞋给了我,如果不是因为我没有了鞋子换,我真不应该问大嫂要。

想想大嫂连我的棉鞋都欲据为己有,可见目前的境况有多糟糕。

老天爷,你苦了我大哥大嫂的心智,也劳了其筋骨,那你什么时候降大任给他呀?

(1985)十二月二十号星期五阴冷

行走于阴冷的天气里,裸露的手和脸被风刮的痛;就是上课,腿也直打颤。

真希望季节不要变换,就是春天一个模样,我想洗澡就洗澡,想睡觉就睡觉,想看电视就看电视,想旅游就旅游。。。。。。

如果真能这么随心所欲,是不是共产主义差不多要到了呢?

一直没有进步诉求,团员也不是,可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很健康;我从不买小报,也成功抵制住了街上录像厅的诱惑。

我心系中华,富有同情心;我还有一颗为祖国的文学事业添砖加瓦,把它推向一个崭新高度的雄心壮志。

徐著好,加油!

(1985)十二月二十一号星期六先雪后晴

被闹钟叫醒,我于睡眼惺忪中,惊奇窗外已经一片银白;纷纷扬扬的雪花陪伴着我一路到校,视野所极,俨然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

下午全校大扫除,别的组打扫教室外,我们组负责教室内的卫生。

张老师安排完以后,我走到他旁边提了一个建议,说我们组也进行分工,每人扫一组,好和坏一目了然,省得评比时你写我下,我写你下,既不公平,又影响团结。

张老师听完,根本不做可行性分析,就直接面带冷笑地问我是不是对上次的评选还耿耿于怀。

我一时语塞,转身进了教室,既难堪又难过。

记得我们原来的59班班主任李长义老师就不是这样,他虽然脾气大,但善纳意见不记仇,而张老师可能爱记仇。

多么希望老师们都能善解人意,把学生当朋友!

(1985)十二月二十二号星期日阴

为了赶时间看法国故事片《冒险的代价》,补课一结束,我和汤卓连中饭都顾不上吃就直奔影剧院。

在90多分钟的放映时间里,我紧张得手心里都渗出了冷汗,直替命悬一线的男主角着急。

我真的好纳闷,为什么外国的影片都能把情节编排的那么离奇、疯狂,让人百看不厌,久久回味。

从影院出来,我和汤卓共同感慨中国的电影如果想拍出这样的片子,非得花大气力改革不可。

(1985)十二月二十三号星期一阴

积重难返,最近学校的会又多了起来。

晚上,全体师生在大礼堂集合听报告;临近开会,三五成群进来的师生,有拿小凳子的,有扛椅子的,还有提一块砖头的,不一而足。

管纪律的康本池老师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前后左右大声呵斥,才把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压下来。

伍校长开始做“青年学生如何树立远大理想”的报告,刚刚讲了十几分钟左右,说了一声“等一下”就出去了。

同学们左等右等二十多分钟校长还没来,有的猜测他“拉肚子”了,有的说他把发言稿拿错了。

又过了大约五分钟,伍校长捂着肚子进来,继续他的讲话。

伍校长是外地人,普通话口音重,还带有家乡腔。

他每讲一句话要拖长音,然后又停顿一阵,加之内容都是大道理,空洞乏味,所以台下的小会渐渐热闹起来。

我和汤卓、许超荣坐在后面,也低声说着各自的趣闻。

康本池老师转来转去维持秩序和纪律,虽说威风,也够辛苦的,还让人讨厌,我们暗里称呼他叫“粪池”。

想起管纪律的老师,我是恨之入骨的。

在四中读初中时,有一次熄灯后,管纪律的老师埋伏在宿舍外面,把我们几个还在讲话的学生抓了出来罚站。

那可是冬天呀,我们冷得直打哆嗦。

二个小时的罚站,仿佛经历了一天;喝了酒的纪律老师如果不是因为口渴起床找水喝才想起叫我们回寝室,我们兴许会站到天亮。

第二天,我们被罚站的三个人全部发烧感冒,那个纪律老师连“对不起”都懒得说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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