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四郎杀出了县城，逃回乡里，和那里的戴二郎、三郎汇合，谋求报仇雪恨。
可还没等他们合谋完毕，得知县城消息的王、孙两家也开始动手了，各自去收回“属于他们的土地”。
尤其是孙家，用了诱骗的方法，把戴家三兄弟骗到了家中，轻松地就瓦解了戴家最后的挣扎。
杨钊得到消息后，再遣人把从戴家私库里搜出来的三百顷地契和一部分金银送过去，便换来了五花大绑的戴家三兄弟。
可这三兄弟是被活着送进县衙的，杨钊便没了杀他们的机会。
他毕竟是朝廷的官员，得按照朝廷的律令办事。
另外，像戴氏三兄弟这种级别的要犯，不是县衙能审的了的，得移交至州府推案过堂。
如果最终被判定死刑，还得将卷宗送到刑部和大理寺复审，它们复审完后移交至中书门下复核。在行刑前还得核实一遍，才能赶在行刑前三日送达地方官府执行。这便是死刑三复奏。
在复审期间，嫌犯若出了人身意外，地方官府都逃脱不了干系。
不过，对杨钊来说，能否亲手杀死戴家剩余的三兄弟，已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称霸扶风县的戴家已被彻底铲除。
县衙不但扬眉吐气，而且账册上又多了两百顷土地，连下半年的赋税也有了着落。
至于已经在“拘捕过程中被杀害”的戴大郎和戴五郎，杨钊让人砍下他们的脑袋，装进笼子里，然后悬挂在城门外。
这叫悬首示众。
下面张贴告示，公布这两人的死状和过程，并宣布戴家伏法的消息。
于是，不出半日，整个扶风县、乃至岐州府都被豪绅戴氏一族被县衙一夜间铲除的消息轰动了。
县内外民众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画面杨钊是没有看见。
但却有人送来了“为民除害”的匾额，算是代表扶风民众对县衙的感恩。
只不过这个匾额是王家打制的，在县城内游了一大圈后，送到县衙来。
李贞元亲自出面，代表县衙接受了“民众”的匾额，还趁机对着围观民众高谈阔论了一番。
虽然他反对除掉戴家，但当众接受民众的拥戴这种事，他还是很乐意享受的。
而且，在唐代，官员们还比较“朴实”，较少能得到匾额这类“代表民意”的东西，不像后世，尤其是到了明清两朝，大家都变得油滑了，几乎每一任地方官离职时，都会有民众跪送万民伞的情景出现。
要是哪名官员太实诚，或得罪了地方豪绅，没有收到万民伞，那就很尴尬了。
而且是这一辈子都很尴尬。
所以李贞元手里的这块匾还是很有价值的，一旦这个消息传到了京师、甚至能传到圣人耳朵里，那他李贞元就是大唐帝国的楷模县令，仕途发达不在话下。
瞧着李贞元志得意满的模样，李审摇着头嘀咕道：“杨县尉这招用的高啊。只是……便宜了他李贞元。”
杨钊笑了笑，回道：“不过是些虚名罢了，既然能拿它换回点实实在在的好处来，干嘛不拿去换呢？”
李审猜得没错。
这个匾额是杨钊授意王家打制的。
杨钊在派王伦去给王家送去约定好的田契和金银的时候，顺便提了这个要求。
而制一块匾额对王家来说，连举手之劳都谈不上，便也很配合地连夜赶制好，并在今日就送进了县城。
总的来说，杨钊什么也没付出，便稳住了李贞元。
戴家是被除掉了，但要给戴家定罪，还离不开李贞元这个县令。
又尤其是在通览完戴家的重要书信后，杨钊发现，戴家虽比不了玉溪园，没有朝堂中的靠山，但也和岐州府里一些官员有过往来。
更让他骇然的是，当中有一封书信竟是从卢龙军中寄来的。
原来，戴氏五兄弟在河东贩盐时，是偷运军中的官盐往外卖，干的是空手套白狼的勾当。
戴五郎则直接加入了卢龙军，为的就是方便里外偷运。
戴五郎在军中不过是个小校，他想要把官盐拿出去卖，首先便得买通顶头上司，也就是他的都将田承嗣，为此输送了不少钱财，两人也算是有了交情。
田承嗣本就是一员猛将，作战勇猛凶悍，加之又有了钱财开路，因而在军中职位升得很快，如今已是卢龙军中的前锋兵马使，甚得范阳节度使的器重。
而如今的范阳节度使，便是帝国内最得宠的封疆大吏、帝国东北境的掌舵人，安禄山。
就这样，扶风的乡绅戴家，竟以一种奇妙的方式和远在范阳的安禄山扯上了关系。
按常理说，戴家和卢龙军那点关系，都是十年前的旧事了，如今身份悬殊，不可同日而语，更不可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