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时候，我对美国证券了解不多，想找个方法进行自我教育。我用公司的资金设立了一个10万美元的模型账户，并且把这些钱分成16份，用其中的一份或者两份投资在我认为特别有吸引力的股票上。我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解释我买每一种股票的原因，并且用月报继续追踪，检讨这个投资组合，讨论其中的发展，我同时还提供一份每月绩效记录表。
我用这个模型账户作为销售工具，开发投资机构的业务。这个模式很成功，它让我重新接触投资圈。现在我可以用投资者来测试我的投资理念。如果我得到的回应良好，那么我就明白我的构想很好，如果得到的是负面回应，我就必须认真质问自己是不是走在正道上？结果，我得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反馈。
——摘自索罗斯和摩根士丹利投资专家拜伦·韦恩的访谈
背景分析
和所有的投资大师一样，索罗斯喜欢从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并且不相信市场是有效并理性的。无效市场理论来自于其哲学研究，而索罗斯通过把哲学理论引入到投资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则无人能出其右。
这位曾苦苦研读哲学，想当个知识分子的投机商人，对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测不准”。他认为市场并不是理性的，技术分析的结果总是错误百出，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真正有用的还是针对行业、公司的基本面分析。
不喜欢看报表的索罗斯最初在进入美国市场时，为了认清市场环境，洞察盛衰趋势，热衷于在金融市场这个奇妙的“实验室”中测试他的投资理论。他设立了一个模型账户，投入一部分金额在货币和股票上大做文章。在这个过程中索罗斯没有确切的既定规律，只是灵活地适应变局，时时检讨投资方式然后不断地调整。这种在前进中修正的策略，并不是走一步算一步的被动投资，而是从行动中积极自我反思，一旦趋势明显，索罗斯投下的赌注会比任何人都多。行动指南
如果你在市场上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而非铤而走险。重新开始时，不妨从小处做起，这样才能远离由盲目造成的错误投资。3月8日投资需要规范和监管1997年，香港政府在扞卫汇率和股票市场方面做得很出色。我被认为是国际投机或投资者的代表，对我来说，开玩笑地说吧，投机是不健康的投资。因为投资和投机是很难区分的，我变成了一个可见的象征，我有一张脸和一些声音，他们认得我是谁。
我自己觉得金融市场是不稳定的，需要有一个机构来规范和监管国际金融市场，免受过分乐观或悲观估计的影响。我认为国际金融市场是不稳定和危险的。
——摘自1999年索罗斯接受《杨澜工作室》主持人杨澜专访的谈话
背景分析
承认曾在1998年冲击港元失败的索罗斯，曾多次赞扬香港政府当时果断动用1180亿港元外汇储备扞卫港元的措施非常成功。索罗斯十年前的这番言论对今天仍有重要启发意义：自由市场并非万能，政府仍要加强金融监管。这就是矛盾的索罗斯：不择手段的他反而更欣赏对手的明智反击；借投机赚钱的他却常常规劝别人不要轻易玩高风险的金融游戏。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暴露了自由竞争市场的严重缺陷。美国一向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奉行不干预主义，却在金融危机面前祭起了政府干预的大旗。这种大张旗鼓的救市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让人产生“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行其道的感觉。然而索罗斯的言论却说明，政府加强金融监管不仅正确，而且十分必要。行动指南
公司管理正如所有市场一样，就像是一把三条腿的椅子，这三条腿分别是：自律、监管和市场约束。每一种力量都同样重要，而且必须均衡，缺一不可。3月9日要懂得身处何地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每当世界经济到金融崩溃边缘之时，政府就会出现。2008年我期待着同样的一幕，但它却并未发生。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在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整个金融系统几乎等于心脏停搏，不得不依赖人工生命保障系统来维持。它对于全球经济的效果等同于大萧条时期银行系统发生的崩溃。
金融危机的严重程度超过了我的预期，我早就明白我们正在处理比次贷危机或是房产泡沫更严重的问题：我们已经到达了信用扩张过程中的顶点或是转折点，这次扩张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变成了超级泡沫。要懂得我们目前身处何地，又该遵循什么样的政策，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摘自2009年2月25日《南方周末》刊发的《反思2008的崩溃风潮》
背景分析
泡沫经济是伴随着信用的发展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实际上，金融危机就是信用泡沫加上债务危机的集合体。1929年，面对金融大危机，美国政府切断了黄金和其他信用货币之间的联系，信用扩张从此失去了最后一个刹车闸。由于资本天生的逐利性，信用扩张只会带来投机资本的不断增加，它们不断需要新的金融玩具。因此，美国人通过不断的金融创新，推出了各种名目繁多的金融产品，以满足资本逐利的需求。
“二战”后，美国人做了进一步创新，赋予经济体系中原本不够信用的人信用，创造更多的有效需求，同时也制造了更多资产泡沫和债务泡沫。在泡沫经济中依靠信用制度造成虚假需求，虚假需求又推动了经济虚假繁荣。当信用扩张到无法支撑经济虚假繁荣时，泡沫就会破灭，并由此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因此有必要将信用活动建立在真实的社会再生产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监管和控制信用膨胀或过度投机，从而有效避免泡沫经济的出现。行动指南
只有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知道面临的危机的真相，才能真正安全。3月10日“洗净”坏资产所谓金融机构的“国有化”，其实是贴了个错误的标签，用“资本结构调整”（recapitalization）的说法会好一些。实际情况是，银行资本大量流失，私营部门又不愿重置这些资本，政府就必须顶上。美国政府在雷曼兄弟破产这件事上没有这么干，结果金融体系就崩溃了。
吃了苦头之后，政府决定再也不能让一家会危及整个体系的金融机构倒闭，所以开始“人为地”维系它们的生命。但仅仅让它们“活着”是不够的，你还得给它们注资，让它们能够逐渐恢复活力。私营部门没有注资意愿，政府就得这么做。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那些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国家来说，它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为银行系统担保，因而都面临着资本外流，步入一场比美国还要糟糕的危机。
现在的情况好像是，政府要么不愿意，要么没有能力对银行注资，使其资本充足率高到可以放心去放贷。他们现在做的只是防止银行倒闭，而不是进行“资本结构调整”。这里面有政治上的决策，并且现在也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且，美国有一种很强的反对银行国有化的情绪。因此，“国有化银行”的举动会遭到非常强的抵抗。
我主张把银行现有的资产做一个分离。如果资产价格下降，就用现有的资本承担这部分损失。然后对银行未来开展的新业务注入新的资本，也就是把旧业务和新业务剥离开来。在银行内建立起一个干净的“新银行”，不会因为原来那些“有毒”资产贬值就遭侵蚀，然后把新的资本注入这个“新银行”，这些资本可以是私人部门的资本，也可以是政府注资。这个“新银行”就会有充足的资本，也会很愿意进行放贷。这样，经济才能得到重启。
——摘自2009年3月索罗斯在纽约接受《财经》杂志专访的谈话
背景分析
金融危机后，作为900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政府考虑创设一个政府实体以吸收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问题资产，这个“坏银行”计划可以使得政府对银行坏账中的部分抵押贷款进行救援，以期遏制这场剥夺了130万美国人房产的危机。
但索罗斯称，奥巴马政府从美国银行业收购有毒资产的计划不足以令金融机构重启放贷。他甚至认为设立吸收美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坏账银行”从政治和金融层面上都是错误的。他推算美国银行业需要15万亿美元做资本重组，“这并不是扭转局面、让银行有能力放贷的办法，这等同于将债务国有化，把好的部分留在了私人手中”。这种做法将给评估不良证券的价值带来困难，并产生对受困银行的暗中补助，从而“为进一步采取救援措施造成巨大的政治阻力”。因此，索罗斯提出了把银行不良资产装入银行“侧袋”，隔离适当资产，“洗净”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政府再注资“新银行”的金融救援计划。行动指南
打蛇打七寸，做事当彻底，真正把事情做透，才能把事情做好。3月11日机会可能稍纵即逝应当在全系统内部强制执行银行重新注资方案，就像保尔森所做的那样。注资完毕后，最低资本要求降至6%，这样会鼓励银行的放贷，它们会迫不及待地抓住目前丰厚的差额。经济将重新启动。每个人手中都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同时迫不及待地要加以利用。到那时，随着通胀脚步的迫近，最低资本要求将提升至8%，然后更高，并以此来降低银行系统的杠杆率。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目标。